约翰·卡朋特的《怪形》是理想的大雪天电影，即便你讨厌恐怖片。

约翰·W·坎贝尔的《谁在那儿？》（Who Goes There?）开篇于隆冬时节。这部 1938 年的科幻恐怖中篇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南极洲最寒冷的月份，一群研究人员在冰层深处偶然发现了一艘埋藏的飞船。坎贝尔的故事营造了一种触手可及的凶兆氛围。孤立无援的科学家们在飞船中发现了一个冻结的生物，并贴切地称之为“怪物”（The Thing），但当他们将其解冻后，发现它能够模仿、吞噬并同化任何人类。随着科学家的人数不断减少，内疚和偏执笼罩着分散的幸存者，将熟悉的面孔变成了来自异世界的恐怖威胁。他们保持理智的唯一方法就是拿起喷火器，猛烈烧灼那个怪物，直到它融化在被挖掘出的积雪中。

《谁在那儿？》中无处不在的寒冷对于故事所唤起的恐怖感至关重要。霍华德·霍克斯 1951 年改编自坎贝尔小说的电影《怪人》（The Thing From Another World）生动地展现了这种荒凉的背景。这个版本将研究站置于严酷的北极风暴背景下，增强了电影强烈的幽闭恐惧感。

虽然霍克斯很好地利用了这种冬季设定来强调恶劣天气与日益增长的焦虑之间的关联，但约翰·卡朋特 1982 年改编的电影《怪形》（The Thing）则将这种多层隐喻发挥到了极致。（尽管当时的影评人并不这么认为：这部电影在夏季上映时遭到了不应有的冷遇。）一旦 31 号前哨站的研究人员掌握了外星怪物的真实本性，卡朋特就利用南极荒凉的严寒来加剧他们集体的互不信任，并干扰他们的感官。

在坎贝尔的故事（还有一个名为《冰冻地狱》的扩展版本）中，研究人员亲自挖掘出了这个生物，无法想象随之而来的惨烈事件。卡朋特的电影版本则改变了情节，让外星冒充者以一只可爱的雪橇犬的形象，在大白天走进 31 号前哨站。解冻“怪形”的责任转移到了挪威前哨站的成员身上，他们在雪地上追捕这只“狗怪”时向其开枪。

直到后来，观众和美国前哨站的人员才得知真相，这为电影开场中美国人本能地保护一个看似无辜的生物提供了合理性。这抵消了观众的预期，并让最终的揭露瓦解了一个紧密的团体。那些最初看起来有能力在南极严寒中生存的人，却让自己的心变得冰冷，因为一次本能的善举让他们陷入了绝境。

挪威营地发生的事件以视觉冲击力极强的碎片化谜团呈现，31 号站的飞行员 R.J. 麦克雷迪（库尔特·拉塞尔饰）将其拼接在一起，发现了一个恐怖的背景故事。马尔希·范·海宁根 2011 年的《怪形前传》（The Thing）是卡朋特电影的前传，详细探讨了挖掘该生物的过程，并以一场特效密集的对抗推向高潮，直接衔接了卡朋特精彩的开场。

但这种叙事桥梁感觉被浪费了，因为前传并没有为背景设定增加任何有意义的内容，也没有利用冰冷的背景来强调被外星传染病猎杀的恐怖。当古生物学家凯特·劳埃德（玛丽·伊丽莎白·温斯特德饰）焚烧那些被怪形同化的人类时，这种热源的使用仅仅归结为逻辑，脱离了生物排斥温暖与友谊的主题含义。

相比之下，看看卡朋特电影中令人难忘的验血片段，它被用来建立寒冷与恐惧之间的这种联系。在这个场景中，麦克雷迪推断出该生物的每一个变形版本都遵循生存本能，这应该会使它们在 DNA 层面对应热量做出反应。当他把每个人都捆绑起来，提取他们的血液样本，并将一根加热的金属丝贴在每个装满血液的培养皿上时，一种难以忍受的悬念不断积累，直到一个样本对热量产生了剧烈反应。怪形不仅仅在火焰面前脆弱——它需要无情的寒冷来滋生不信任，让逻辑和同理心以惊人的速度崩溃。与此同时，寒冷麻木了每个人的身体感官，使得随时追踪团队成员变得不可能。

海宁根 2011 年的前传融入了冰川和华丽的冬季景观来设定场景，但并没有利用它来影响角色的决定或支配怪物的心理冲动。即使当怪物在血腥屠杀前发生变异并长出另一个头时，前传也没有触及挪威营地内部关系的脆弱性，也没有探讨这些身心受创的研究人员是否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相比之下，卡朋特利用显而易见的恐惧来揭示角色的内心世界，即使我们对角色的道德标准并不完全了解。

即使是《怪形》中备受争议的结局——麦克雷迪和查尔斯（凯斯·大卫饰）无奈地共饮——也受到无情寒冷的支配，以及对抗这种吞噬一切的力量是多么徒劳。我们不知道麦克雷迪或查尔斯是否已被感染，或者他们是否只是被偏执所击垮，但当他们面临可能被冻死的结局时，这些情绪都退居其次。他们的努力可能杀死了怪形，但无论如何它都赢了，给每个人的命运投下了暗淡的阴影。

幸存者呼出的冰冷气息（或缺乏气息）的证据，为关于谁可能是外星人的有趣理论提供了依据。但在他的结局中，卡朋特并不感兴趣让查尔斯与麦克雷迪对抗。他们已经经历了最糟糕的丧失和背叛。还有什么比分享最后一瓶酒，在谨慎地寻求温暖和联系中屈服于这种残酷的孤立更好的方式呢？